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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年的“三八节”。可惜的是，在当下中国，几乎任何节日都能被商业化，而遮盖了节日原先的宗教、民俗或者政治传统。圣诞节是这样被商业化了，“三八节”也变成了“女神”或者“女王”的购物节，一切都成了“买买买”。而且，有商业资本主义的代入，自然就有物化的社会关系的狂欢，例如那些校园男生们的节日求欢。他们当然很容易被指责为集体性骚扰，被一些浅薄的女权主义者看作性别压迫的证据。不过，如果考虑到中国校园男女分隔的住宿体制，大概就不难理解这种“集体狂欢”或许只是想“穿过”女生的世界而已，或者正是这一分隔体制的结果吧。

无论如何，当每年一度的“国际妇女劳动节”到来而且特别区别于“国际劳动节”的时刻（后者，也是更早，难道只是男性劳动节吗？），有一个更有趣的性别产品，也是性别政治的议题——卫生巾，值得重新梳理一下，了解它的起源、种类、演变及其性别政治。毕竟，卫生巾大概是最富性别意义的一项大宗商品，当它出现在电视广告上，几乎无一不传达着“仿佛没穿、仿佛没有例假”的讯号，然后才可能舒适、无痕、不被察觉地“穿过”日常生活、工作、娱乐。这样一种身体最隐秘部位的生理商品，却成为“穿过”公共生活的通行证，而且包括女性自己的世界，不能不说，由此引发的性别政治思考将十分有趣。

例如，在最简单的层次，今天的城市女性使用卫生巾的普及率已经非常之高，也被看作女性生理期的当然用品，只有少数的中年女性或者极少的一些自然环保主义者还在继续使用传统的自制卫生带。在北京胡同深处，还偶尔能见晾晒的棉质卫生带。不过，只有当她们到了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才会意识到卫生用品的尴尬，尽管几乎任何一家小店都会卫生巾的存货，可是围绕品牌和质量的纠结、甚至面临断货的危险，却瞬间凸显了城乡生活的区隔，犹如今年春节前夕那张疑似伪造的江西农村饭桌照片所呈现的景观一般。更尴尬的则是那些习惯使用卫生棉条的女性，在普通二、三线城市的日用超市都很难觅得补给。这让人想起1983年第一个登上太空的美国女宇航员萨丽·莱德，她在上天之前，NASA的工程师问了一个问题，100个Tampax够不够？对女性来说，这个问题也许不比《火星救援》电影里的土豆更不重要，直接关系她能否胜任太空梭的一周航程。而这100个卫生棉条，作为人类第一次带上太空的女性卫生用品，由此带来的性别政治问题也几乎贯穿在整个女性历史中，从古埃及到现在。

卫生带

比如说，卫生棉条，Tampon，超过90%的美国女性使用这种内置阴道的卫生用品，与主要使用外用卫生巾的中国妇女的消费习惯形成绝妙差异。不能不问，这种差异从何而来，反映了怎样一种身体态度乃至政治态度的差异？虽然直到今天的中国网站上仍然在普及这一产品的使用，在中国女权讨论群组里年轻的女权分子也仍然在热此不疲地讨论应该如何大胆使用卫生棉条，让旁观者有一种历史的后退感。记得1980年代末期，笔者新生刚入校便在人大的静林商店发现了这一产品的中国包装版“丹碧斯”，只是少有女生购买，其他地方除了友谊商店等更是罕见。这一现象甚至持续到了90年代末，市面上才开始出现强生产的o.b.。而同时，恒安或宝洁公司的卫生巾已经风靡全国，却难以觅得1997年后被宝洁收购的丹碧斯重新出现在中国女性的随身包里。到底是什么，文化的，还是性别的，或者其他人为的因素，在制造这一市场隔离呢？

如果只是从卫生巾和卫生棉条的结构和功能差异来看，一个属于外部吸收经血，一个用于阴道内部吸收，几乎就代表了几千年女性卫生用品历史的基本形制，剩下的只是材料选择和普及程度的差异了。不过，它首先还是与月经有关，与人们对月经的认识和态度有关，然后发生相应的性别观念演进。

今天，根据最新的理论假说，我们知道，月经不是简单的排卵周期的子宫内膜脱落现象，而是一次受孕准备的失败。也就像是一架准备着舰的飞机，虽然已经减速到适合着舰的速度，但是发动机仍处于满功率运行，随时准备着舰失败后立即复飞。人的子宫也是如此，月经更接近于每月一次的小型流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月经来潮前几天女性体内孕激素恢复到排卵期的高水平，女性会感受到乳房的胀痛，为受孕做准备，或者因为孕激素上升而性欲高涨。这种生理现象或许早已被人们认知，而在传统社会里女性的性欲是受到歧视，经血被视作不洁和污秽，不容于公共场所，女性生理期身体的不适也因此从《圣经》开始就视作夏娃偷吃苹果的惩罚，贯穿到近代。在中世纪，生理期的欧洲女性，甚至需要住到专门的居所，隔离一周，情形和非洲大陆部落居民的风俗并无多大差别。

而对当时女性来说，各种自制的卫生用品就成为一个医学史或者女性史上的有趣课题，尽管对中世纪的女性来说，对卫生巾之类女性卫生用品的需求确实没有今天那么高频。因为，她们的大多数都面临着营养不良、皮下脂肪不足的问题，经期并不稳定。而且，根据美国学者Karen Harrs和Lori Caskey-Sigety 在《中世纪阴道》一书的研究，中世纪女性也因此绝经期较早，通常三十几岁便停止了排卵；何况，此前，她们还因为频繁的生育和哺乳而推迟了月经。对当时的大多数贫困女性来说，生理期只有任其自流，或者穿着红色的裙子让经血的污渍不那么显眼。而配有卫生带的围裙直到18世纪晚期才出现。或者，为了掩盖经期的体味，她们不得不随身佩戴大蒜之类东西遮掩。这和中国传统女性喜欢穿着红裙或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过，也就在中世纪，女性开始使用破布制成的卫生带，只是因为没有今天的内裤或者弹性材料而容易当街遗落。她们也使用晒干的泥炭之类的苔藓，塞进阴道吸收经血，甚至用作避孕，当然天知道它的效果。与蒙昧的中世纪相比，如果追溯到从古埃及时代，倒会发现一些意外的惊喜，卫生巾和卫生棉条的祖先便已经出现，其形制和现在差别并不太大，而且人们能够看到古埃及女性的精致和身体观。

从古埃及一座大约公元2300年前修建的金字塔发现的文字，古埃及人已经把月经与月亮崇拜挂钩，而月亮等同德芙奈，是创世神的女儿。这和后来《圣经》的传说也一致，造物神创造的亚当，adamah，就源于经血的土壤。在金字塔里发现的纸莎草文献中，月经，hsmn，被认为是繁殖的象征，经血在古埃及人也被看作身体的清洁而非污秽，并且把疼痛理解为经血受阻。他们也因此尝试各种形状和质地的卫生用品，特别是，发明了莎草和棉花作为最原始的卫生棉条和卫生巾的材料。这种朴素、自然的身体观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重新确立。而德国生产的o.b.棉条在1989年的一份平面广告中就印上了莎草的图案，声称o.b.的原理和材料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的古埃及。

不过，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是现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变化催生了新的女性卫生用品，妇女终于可以抛弃了肮脏破布制成的卫生带，而代之以更容易清洗、质地更舒服的制品，如与围裙结合的卫生带。不过，首先得益于营养的改善和教育、工作机会的增加，19世纪的欧美女性的月经周期更正常了，对“穿过”公共生活的愿望，如月经期进入学校、工厂或者社交的需求，其增加相比中世纪简直就是革命性的变化。

首先来自达尔文(1859)的《物种起源》和霭理士(1894)的《男人与女人》等，19世纪博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重新定位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和人种学意义，对女性身体相关性活动和人类再生产有了全新的认识，包括增加的月经。这对后来的人种学、优生学乃至20世纪欧洲对通过提高女性地位而促进民族国家竞争力有着直接关联，无论法国、纳粹德国、苏联，还是受其影响的中国1949年后的人口政策。

在美国，Edward Clarke医生的贡献似乎更直接一些。他在1873年出版的《性教育：女孩的公平机会》一书广受欢迎，第一次让大众了解了女性月经的重要性，并且第一次将这个问题带出了医学领域而进入日常生活和教育，让人们特别是女性认识到如何坦然、正确地对待生理期以及月经的社会意义。不过，克拉克医生的著述也说出了美国人的主流看法，即月经导致女性的软弱和不健康，或者是疾病的根源。不奇怪的，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奋起攻击克拉克医生，怀疑他的专业信誉和判断。尽管如此，内战后的美国，已经开始了最早的工业化女性卫生品的生产，因应大量的流动人口和日益活跃的女性群体。当时，从18到19世纪，类似卫生棉条的医疗用品已经在用于对付女性的白带和出血，而商业化应用则问世于1879年的美国西部，Dr. Aveling的专利，也是作为医疗用品来使用，用棉花和羊毛裹以细线包裹制成的小球，使用时需要用导管和小木棍推到阴道底部，类似今天宫颈帽的安放位置。当然，羊毛是不亲水的，这种混合材料的吸收性必定有限。

不过，真正的大规模商业化还要等到一战后的二三十年代，才真正结束女性手工制作卫生用品的时代。战争时期，英国和法国在战地医院的女护士们率先发现可以用纱布和绷带制成卫生巾，帮助她们克服月经期间的“流出”。在英语里，月经血也有一个类似大姨妈的名字——流姨妈(Aunt Flo)。这种身体无法控制的“流出”，随时打破着女性穿过社会、战场乃至闺蜜同伴的节奏，也伴随着女性在整个圣经世纪两千年的被排斥的地位。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大量可见、流出的血液，女性也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战地救护。当这些护士零星出售自制的纱布质地的卫生巾后，欧洲女性的卫生用品观念终于开始悄悄变化。也终于在战后，同时开出了平等普选权和女性卫生用品的进步。

在德国的哈特曼公司和美国的强生公司先后退出卫生巾后，1920年美国Kimberly-Clark公司正式推出了Kotex卫生巾，以一打盒装60美分的价格推向市场。稍好，1933年，同样源于金百利－克拉克公司的卫生棉条品牌Tampax正式上市。当然，女性并没有全部做好接受它的准备，尤其是年轻女性，她们还不习惯如此接触自己的身体内部。当时的保守医疗界也有许多怀疑，担心卫生巾会因刺激阴蒂而刺激女性性欲，而丹碧斯的副作用可能更糟，直接改变女性自己接触阴道的观念而性唤醒。不过，这些批评或者担心不能阻止丹碧斯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大，尤其在二战期间，妇女大量进入工厂，丹碧斯的销量从1937—1943年间增加了五倍，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妇女在使用丹碧斯。按照丹碧斯公司自己的计算，每个美国妇女一生要使用大约1.6万个丹碧斯，这是多么巨大的消耗品市场，远远超过可重复使用的卫生带。战后的繁荣和性解放运动继续加速着这些女性卫生用品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和社会运动再次携手促进着解放。然而也由此第一次催生了一个与战时相反的女权伦理问题：实现“穿过”权利之后到底是促进更多的性别中性还是性别主义，即对女性魅力的强调？

在世界另一头的中国，虽然并不确知古代社会的女性用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原产的麻布太粗糙，棉花则很晚才引入中国，丝绸的吸收性也很弱，而且，阴道的插入权从来不归女性自己，所以很难想像中国女性到底如何度过了漫长的数千年直到近代的卫生带时代。之后也是循着道路依赖的路径，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发引进日本的卫生巾生产线后，才开始终结以橡胶和自制棉布为材质的可重复使用的卫生带，成为抛弃型卫生巾的大市场。在橡胶和棉布供应困难的文革期间，这些机制卫生带甚至需要凭票购买，它们和卫生纸或草纸配合使用。地方政府也就通过卫生用品的票证发放掌握了几乎每一个女性的生理周期。而重视坐月子的中国女性，也大多继续坚持月经是女性的麻烦、软弱的标准。即使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也在此基础上，继续主张更多的劳动休假，给予经期妇女某种法定保护。吊诡的是，她们同时也开始鼓吹使用卫生杯，如diva Cup、Moon Cup等硅胶制成的月经杯，可像宫颈帽一样置于阴道深处，完全避免血液沾染而散发不良气味，实现“完全无人可觉察”的“穿过”，避免被识别然后暂时加入“来例假”的另类人群。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身体态度呢？似乎个体的“穿过”可以与集体的权利平行。

其中的悖论非常类似美国最近历史的几桩公案。一件是1975年美国宝洁公司开发的新品牌RELY，作为丹碧斯的竞品推出。相比传统的丹碧斯，最多每8小时就必须更换，以棉花和粘胶纤维组成的RELY的吸收量更大、更舒服，有些妇女甚至整个经期都不愿更换。但是未曾想，短短几年便遭遇越来越多的卫生棉条中毒休克综合症（TSS）的投诉，1980年有812起卫生棉条中毒症的报告，其中38人死亡，到1983年累计超过2200起案例报告。根据事后的研究，这一中毒风险系因阴道内的金黄葡萄球菌所致，而在大约20%的妇女阴道内都存在金黄葡萄球菌，连续使用超过8小时便可能诱发大量繁殖而中毒，通常只要及时更换便可以避免。1989年后所有卫生棉条包装也被强行要求印上可能引发TSS的产品风险警告。然而，一些诉讼案件引发了高额赔偿，这一新品牌，尽管在1980年就取得了卫生棉条四分之一市场份额，却最终宣告失败退出市场，并付出了7500万美元的召回费用。而目前，美国女权主义者正在进行另一件新的运动，控诉卫生棉条含有二恶英，那是棉花漂白过程中产生的，可能诱发癌症。

月经杯与卫生棉条

那么，人们要问，尽管存在这种小概率意外风险，但是如果女性卫生工业品在解放了女性、保证“穿过”传统隔离、获得完全的身体自主支配权之后，是否应当承担工艺、技术性原因造成的损害？类似但更严重的问题还发生在著名的海豹儿案上，1950年代最初的避孕药沙利窦麦最后造成全球约1.2万例海豹儿，但也助推了战后第一波的性解放浪潮。在功利计算其集体受益和个别损失之后，追偿受害者无疑是正确和必须的，但如果无限制地反向进入到“解放前”状态而同时要求更多的权利补偿，即一方面通过卫生巾和卫生棉条获得“穿过”的自由，另一方面却假装这种工业自由不具法律意义，而仍然以中世纪色彩的女性弱小假定要求对月经期间的法定休假，似乎忽略了资本主义或者女性工业产品对社会和平等的促进，而最终可能侵犯人人平等这一最基础的、也是伦理意义上的公平原则，它是超乎法律和政治之上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将这类产品称之为女性卫生产品或工业品，而不愿称之为女权产品。毕竟，工业和技术进步给人类和女性所带来的最普遍意义上的平等促进，并不是所有追求正义和进步的社会运动者都愿意承认的。而且，如果按照普渡大学沙拉·弗丝塔(Sharra L. Vostral)的“穿过”理论，这种技术解放到底是为促进性别中性还是促进性别区隔的女性性感，显然并不确定，需要的是每一个使用者自我赋予、或者由其他的运动来赋予其新的角色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应当永远警惕任何轻易就能进行的批判，而保持高度的理论自反意识，才能够从身体的政治或者性别的政治回归到基础公义，那是一个不分男女、种族和阶级而能自由“穿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