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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渐渐回到了正轨。虽然无法说我们已经完全回到了疫情前的模式，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疫情的来袭多多少少改变了我们的穿着方式，由于长时间的居家隔离，运动休闲的衣服可能在慢慢地成为人们的衣橱首选。可随着社交场合也重新开放，你真的不想隆重打扮一番，拍上几张美美的照片，约上姐妹们重新行走在街头吗？

在今年4月份，艺术家兼作家朱莉·豪茨 (Julie Houts) 在一幅插图中概括了2种疫情后人们的状态：一个女人欢欣鼓舞，张开双臂，穿着紧身衣向 1970 年代的雪儿致敬，而另一个女人蜷缩在地上，呜咽着藏在在防水布下的家居服。一边是疫情后的盛装狂欢，一边是家居服下的黯然神伤。

而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消费者们也逐渐分成了两个阵营———精致的盛装打扮或是随性的舒适打扮。但不管是哪一种风格，服饰零售商们都从中看到了商机，著名奢侈品专卖网站Net-a-Porter更是乘胜追击，随即便上架了一条价值2190美元的Tom Ford紧身连衣裙和一条扎染的soffe短裤。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无论我们怎么挑选，碍于社交的条条框框和不断更新的潮流，人们似乎在两种风格之间总是很难做出选择，那么我们终于能够真正穿上我们想穿的衣服了吗？

创伤后的时尚

自20世纪以来，时尚便可以说是灾难下（自然灾害、战争、流行病.....）的思潮产物，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人们对灾难当下或灾后的反省或希望。而他们对时尚的标准也在不断改变，在动荡的局势下，人们也并没忘记追赶时尚的步伐，更具有时代特点的着装方式也成为了时尚人士们的one pick。迪尔德丽·克莱门特 (Deirdre Clemente) 是 20 世纪美国物质文化的历史学家和策展人，她认为：“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是在二战刚结束时。”

在二战之前，由于物资的短缺，女性们的服装主要以简洁、干练为主。设计师们希望以尽量少的布料来打造女性的衣服，于是衣服的轮廓感就变得尤其重要，宽肩西装外套成为了女性的日常上装，设计师们把下身裙子的下摆放到膝盖以下，利用侧边微开的裙缝来隐约突出女性小腿的线条。就这样，西装里的垫肩和简单的铅笔裙成为了二战期间的时尚。为了符合战争期间的国情，设计师们认为这种简单的服饰既时尚又具有爱国主义外观，线条分明的衣服轮廓显得人们意志十分坚强。

在1947年，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女性们希望从这种节俭朴素的时尚中脱离出来。这是，巴黎高级时装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颠覆了战乱间的“硬汉时尚”，他打造了一种全新的New look,主要以突出女性的优雅为主，他大肆地使用布料来裁剪出收腰的紧身夹克，夹克下的直筒A字裙一改往时的简约，膨起的裙身加上过膝的打褶厚料裙摆，经典的法式优雅一展无遗。那么Christian Dior的New look时尚就真的像看起来的那么美好吗？实际上，这种窄腰和裙底蓬起来的内衬在带回优雅的同时也把女性的服饰拉回了更保守的年代。但也无法否认的是，在女性们受够了朴素无华的着装后，New look无疑给战后时尚注入了新血液。而战后大火的New look也确实证明了Christian Dior成功地迎合了整个欧洲出现的战后对复古美学的怀旧情绪。

虽然New look的出现引爆了40年代的时尚圈，可在那个时候，美国女性已经习惯了穿定制的西装了，克莱门特说：“有一群人想要回到更正式的着装标准，尽管在那里女性的身体受到限制。”但后来有另一组女性，一个更年轻的群体，她们说：“不，我们不会那样摧残我们的身体。”

心理学家们在过去的25年里研究了这种心态，而就在现今，这种重大事件过后的着装改变行为甚至拥有了有专业名称“创伤后成长”。这是临床心理学家理查德·泰德斯基 (Richard Tedeschi) 和劳伦斯·卡尔霍恩（Lawrence Calhoun ）于2004年创造的。他们认为：“由于与极具挑战性的生活环境作斗争而产生的积极心理变化”，例如战争、严重疾病或自然而然的流行病。”

Dress up or dress down

在疫情后，我们有可能会陷入个人风格混乱期，特别是在社交场合重新开放后。试想一下，倘若在一个愉快的周末，你约上朋友们去当地的热门餐厅吃饭，但放眼衣橱，宽松的T恤和运动裤显然摆在了衣柜里最触手可及的地方，而你也很有可能已经习惯了舒适的风格。这个时候，你是选择像疫情间一样随手换上休闲的衣服还是花上一点时间把很久没穿的亮眼裙子、Crop top翻出来重新穿上呢？

去年7月的时候，特德斯基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写道：“尽管冠状病毒的爆发给人们造成了痛苦，但许多人仍期望在疫后中能够以有益的方式发展自我。”同样，在疫情后，我们衣橱的改变和精神生活并不完全相同。时尚心理学研究所创始人 Dawnn Karen 博士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很多人一直在忙于反思 2020 年 3 月之前的生活，包括我们穿着的衬衫。在疫情期间，除了戴口罩，人们都在思考着“如果我能穿我想要穿的衣服，我会穿什么？”卡伦博士提到。

重新回到朱莉·豪茨 (Julie Houts) 的插画：你在为当地潜水圣地的“妈妈咪呀之夜”而打扮？还是为周末在沙发上擦拭杯子而穿衣？倘若你觉得这是疫情后唯一的两种服装选择，那么根据心理学来说，这可能会说明你自己的创伤后成长，以及在未来服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盛装打扮的人在认知里就已经默默地把休闲的服饰和疫情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从这些衣服里逃离出去并且早已准备好从疫情间的生活走出来往前看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有一些东西想要从疫情间的衣柜里带到疫后的世界来。

凯伦博士为这两个群体都建立了理论：随性打扮的人（Dresser-downers）更加偏向以衣服来展示当前的情绪，而盛装打扮的人（dresser uppers）则更偏向以衣服来提升自己的情绪。但无论是情绪展示还是情绪增强，它们都只是展现个人满足感的方式——仅此而已。

穿衣无标准

虽然说传统的时尚标准一向都是由一群时尚达人来定夺的，但克莱门特却并不认为这些标准是人们穿衣打扮的理由。在75年前，那些着装正式的人可能会说：“Miranda,你的连体袜呢？赶紧把你的连体袜穿上！”而他们这样说的理由也仅仅是为了保护旧时的时尚传统，并非觉得人们穿上连体袜会更好看。就像人们想要穿上那件花了500美元的西装，纯属只是因为他们愿意，并非因为西装是他们曾经为朋友的婚礼而购买的。

时代也在变化，《时尚商业》杂志的尚塔尔·费尔南德斯（Chantel Fernandez)在2019年所写：“互联网以及博客、论坛和社交媒体平台，它们将平衡时尚的权力转移到了普通消费者身上，消费者们可以在网上直接接触网红和名人，并拥有无穷无尽的购买选择。” 尚塔尔认为，在十年来，时尚界的权力平衡一直在摇摇欲坠，即使疫情的来袭不一定会改变这种迹象，但它确实削弱了消费者们掌握时尚大权的机会。

在100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地寻找正式衣着与非正式衣着之间的平衡，无法否认的是，疫情加剧了这种衣着方式间的紧张关系，克莱门特说道。可现实生活中，我们穿衣打扮无非就是为了让自己感到更自信良好，哪怕人们不停地在正装和休闲装之间来回转变。而面对着再次逐渐步入正轨的社会，我们都需要一个过渡期和一个个性化衣橱，毕竟大家都希望在疫情的创伤后，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成长。

如果你想穿宽大的运动服，那就大胆地穿吧，如果你想穿小礼服，也请你套上最闪耀的那一件，在经历这么漫长，艰巨的一年，谁会对我们说不呢？